全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媒体如何加快转型，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1月25日上午，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就走出中南海，来到了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线，调研、讲解、讨论结合，学习全媒体时代和媒体的融合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5日上午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2019年开年第一讲， 就到了融合发展的第一线， 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棋局中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
新华社副社长刘思扬说：“总书记强调，要运用信息技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副台长袁正明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到媒体第一线调研，从全党全局的战略高度着重强调了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这一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听了之后深受鼓舞催人奋进，同时我们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在互联网时代，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媒体如何加快转型，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是全球传统媒体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高晓虹说：“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媒介生态的巨变和媒体格局的重组，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加速了媒体的迭代更新，而且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一起带入了全渠道、多终端的深度融合的融媒体时代。”
同时自媒体、社交媒体、网络直播、问答社区等新兴传播平台的出现，使舆论在生成和传播上更加多元化，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了。那么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要求和目标，指出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勇说：“我们要进入这个主战场，必须适应媒介技术的变化，现在融合是媒介技术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必须要把观念转换过来，而且也已经到了一个迫切的时候了。因为如果再等下去我们会离这个主战场越来越远，会离受众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总书记及时做出这样的提醒和指示是非常重要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这一重要论述，准确概括了融媒体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
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次的传统媒体都在较短时间内，由增量发展到初步融合，再由初步融合迈向深度融合，在产品创新的同时推进制度改革。
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副主任汪晓东说：“通过这几年的发展，人民日报的新媒体已经形成了以两微两端为基础的全媒体舆论格局。”
人民日报结合自身实际，发挥特色优势，瞄准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最新发展，坚持搭建平台、移动优先，把建好移动新媒体作为融合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逐步实现了在微博、微信、客户端之间用户、内容、资源的融通。今天的人民日报已由一份报纸，转变为拥有十多种载体、数百个终端载体的全媒体矩阵。
新华社着力深化内容的供给侧改革，成立“第一工作室”等多个融媒体工作室，打造“国家相册”“学习进行时”等一系列品牌专栏，推出一大批《红色气质》等“现象级”融媒体产品，仅过去一年，浏览量过亿的产品就有50多个，浏览量过千万的产品就有100多个，有力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新华社全媒报道平台副总监徐壮志说：“我们动用了中国照片档案馆里的老照片，做了一个用历史照片让它动起来，用视频技术使它活起来的产品，应该说那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创新探索。”
2018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发表2019年新年贺词，央视新闻新媒体与《新闻联播》同步对新年贺词进行移动端直播推送，还制作了微视频、图文特稿等全网推送，实现多样化、实时化传播。
去年10月央视综合频道播出12集《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节目以娓娓道来的方式，用短小的故事和精辟的语言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节目采用融媒体传播方式，大屏小屏同时推送，微视频在手机上随点随看，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以来，以三台整合为契机，守正创新，聚力打造总台“头条工程”，让新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台网并重、先网后台”，发挥视音频特色，推出一批让用户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爱不释手的融媒体作品。
2018年10月1日，国内首个超高清频道CCTV4K超高清频道开播。4K超高清画质清晰、自然逼真，相对于现有的高清、标清电视系统，是一次技术升级换代，实现了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平台终端共融互通，是总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深化广播电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视听体验需求的创新之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总编室主任王晓真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将更多优质的内容资源，转化投放到移动端，从而为形成全媒体传播体系打下深厚的基础，这也将为我们积极地面对我国4K超高清产业发展战略机遇期做好充分的准备。”
2018年12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三大电信运行商和华为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共同建设国家级5G新媒体平台，以“5G+4K+AI”的战略布局，努力打造自主可控、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级新媒体平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技术管理中心主任徐进说：“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就是要建5G媒体应用实验室，1月13日首次在2019年春晚的深圳分会场进行了5G网络的4K超高清信号回传，北京的4K超高清信号也回传到深圳的分会场，实现了首次对传。”
就在中央媒体大踏步进行媒体融合，不断为受众呈现好产品好内容的同时，地方的媒体融合也在开创新局面。今年的新春走基层报道中，澎湃新闻推出“年夜饭大赏”专栏，面向全球华人征集2019个团圆短视频，采用用户上传内容和专业编辑审核相结合的互联网产品生产方式。
澎湃新闻总裁总编辑刘永钢说：“我们主要是利用网民或者说用户的力量，因为他们是进入千家万户的家庭，他们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拍一些视频。它是一种PUGC的方式，能够极大提升产量，同时又让专业严谨度有保证。”
2018年全国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打破原有的以媒体属性来设定部门的建制体系，弱化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等部门建制，按照采编流程，设立调度指挥中心、大采访中心、大编辑中心、技术保障中心。湖北省赤壁市的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云上赤壁”成为当地群众获取信息以及与政府部门互动的新平台。
湖北省赤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慧宇说：“他们有了问题可以直接在上面反映， 我们相关部门就能够及时了解平时工作中没有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是一种互动的沟通渠道。”
成绩是可喜的，但是媒体融合是新生事物，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体融合依然会不断遇到新问题、新挑战，还需要继续“破局”和探索。那么，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方法和路径。他指出，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勇说：“一体化最后要面对的是什么，其实面对的是两个战场，一个战场是国内，国内主流媒体发挥主导作用；第二个战场是面对国外，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的声音，增强中国的舆论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说：“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乘势而上，努力构筑全媒体舆论格局，以深化改革推进深度融合，扩大地域覆盖面，扩大人群覆盖面，扩大内容覆盖面，让主流舆论的声音更加响亮。”
新华社副社长刘思扬说：“我们更着力深化适应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完善适应全媒体传播要求的通讯社新型业务架构，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本领高强的采编队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副台长袁正明说：“下一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把新媒体新平台建设好运用好，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奋力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兴主流媒体，不断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张宇说：“要全力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加快刊物、微端一体化发展，整体转型，增强理论宣传的思想性、权威性、创造性、针对性，表达更加生动，更加鲜活，更多样化，更接地气，让群众更加喜爱。”
从中央层面进行部署，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总书记为什么会对媒体融合如此重视？原因在于媒体融合不仅是传统媒体创新图强的专业性变革，更关乎意识形态、关乎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当然媒体融合发展是个新课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从“相加”到“相融”的临界点如何突破？比如体制机制的痛点如何理顺？比如人才队伍建设的难点如何解决？这些都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不断探索、破题，而首先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