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案，应该给原告被告送达相同的裁判文书，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然而，辽宁省绥中县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普通的合同纠纷案件时，却对同一起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分别送达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裁判文书。更匪夷所思的是，审理这一案件的，是同一批审判人员。不同结果的裁判文书，案号却完全一样，如此荒唐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为了弄清楚这起案件的原委，记者首先找到了此案的原告赵洪利。赵洪利告诉记者，这个案件的起因是由于他与被告李国法之间的滩涂转包合同纠纷。
赵洪利说，他2006年在绥中大渔场包了50亩地，准备养鱼。从赵洪利提供的滩涂转包合同上看，这50亩土地确实是以赵洪利的名义承租的。
赵洪利说：“剩了10亩地，通过别人介绍就转租给被告李国法。没有做任何纸文手续，就是口头让他接着我的名干，不允许他卖，也不允许他做别的，就是这样。”
赵洪利告诉记者，他将其中的10亩滩涂转包给李国法之后，发现李国法没有履行两人之间的承诺，反而将这10亩滩涂地转租给了第三方。
赵洪利几次找到李国法商讨，要求他把地退还，没有成功。没办法，赵洪利就起诉到了法院。
2012年，赵洪利作为原告向绥中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李国法等三名被告告上了法庭。其实，这起滩涂转包合同纠纷的案情并不复杂，但是赵洪利说，这个案子自立案之后的一年多，他一直都没有等到法院的审判结果。因此，赵洪利决定申请撤回起诉。
赵洪利说：“撤诉的第一个理由是怀疑审判长有问题，准备换一个审判长来审判我这个案子；第二个是扩大我的证据，之后我还要继续要我的地，是这个理由。”
2013年7月16日，赵洪利向绥中县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的申请。当天，绥中县人民法院准许了撤诉请求，并向他送达了准予撤回起诉的民事裁定书。
虽说撤了诉，但是合同纠纷并没有解决。为此，在拿到撤诉裁定书的两年之后，赵洪利围绕滩涂转包合同纠纷，以其他事由再次将李国法等人告上法庭。绥中县人民法院也再次立案并开庭审理。但是，就在这次的庭审举证环节，被告当庭拿出了2012年那起案件的判决书。
这也就是说，第一次起诉的时候，赵洪利拿到了撤诉裁定书，而李国法拿到了判决书。
赵洪利说：“这时被告拿着判决书，打着我的脸说，你还跟我打什么官司，你已经输了，你看这是绥中法院的判决。当时我都傻了。律师当时问我，你有判决书吗？我说我没有。”
赵洪利告诉记者，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被告有判决书。而这时已经距第一次诉讼撤诉结案，过去两年多了。
这起案件的两份裁判文书，一份是给被告的判决书，一份是给原告的撤诉裁定书。被告李国法出具的判决书上的判决结果是：原告赵洪利知道土地已被流转，并不是原告不知情，因而对原告赵洪利要求返还滩涂土地使用权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洪利的诉讼请求。审判长：李林成，审判员：刘延顺、高云山；时间是：2013年5月29日。
而另一份原告出具的民事裁定书上是这样写的：原告于2013年7月16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5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准予原告赵洪利撤回起诉。审判长、审判员和判决书上的一样，也分别是：李林成、刘延顺和高云山。时间是：2013年7月16日。
从这两份裁判文书中可以看到，不仅案号都是一样的，案件的承办人也一样。只是时间不一样，判决在前，撤诉在后。那么这份判决书是怎么来呢？为此，记者拨通了被告李国法的电话。电话打不通，记者又来到李国法家，家里也没有人回应。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该案的第二被告付金岭的电话，但是电话也没能打通。
为了验证这份判决书的真假，记者跟随赵洪利来到绥中县人民法院，调取了2015年第二次起诉时的案卷。
在这份案卷的证据中，记者找到了这份判决书。看来这份判决书确实被当作证据向法庭出示并提交过。那么问题就来了，同一个案件，为何有两份截然不同的裁判文书？
辽宁省绥中县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张伟说：“这事肯定有这个事。第一是以判决结的案，驳回原告赵洪利诉讼，这个产生什么法律后果呢，原告这个案子打输了。判决给谁送达了呢，给三个被告其中一个人送达了，但是原告没有送达这个裁判文书。”
张伟庭长也承认：“这个案子，确实有瑕疵。”
按照绥中县人民法院这位庭长的说法，2012年的案件应该是以判决结的案，但是以判决结案为何准予撤诉，面对这些疑点，绥中县人民法院的一位副院长明绍权又给出了新的说法，说这个案件是“以撤诉结的案”。
实际上，想要判断2012年的这起案件的两份裁决文书到底哪个有效，关键是要看法院最终以判决结案还是以撤诉结案。随后，绥中县人民法院拿出了2012年这起案件的案卷，从中可以看到，这起案件确实是以撤诉结案。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后，案件应当以判决结案，但蹊跷的是这起案件绥中县人民法院没有以判决结案，却是以撤诉结案。这又是为什么呢？
明绍权说：“判决生效必须要双方宣判，判决书是应该双方拿，他一方拿，那一方原告没有拿，判决是不生效的。”
这样看来，那份判决书只送达给三位被告中的其中一人，这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也许只有当时这起案件的承办人，也就是审判长李林成最清楚了。
当记者提出要见这个案子的承办人，也就是审判长李林成的时候，绥中县人民法院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绥中县人民法院的庭长和副院长先后都承认，这两份截然不同的裁判文书确实是绥中县人民法院发出的。再看这同一案件的两份裁判文书，不管是判决书还是撤诉裁定书，都盖有绥中县人民法院的院印。同一案号的一个案子，出现两份截然不同的裁判文书，在盖章之前是否经过了审核程序，法院的院印又是怎么盖出来的呢？
在记者的追问下，张伟说：“有毛病，这事。别查了，好不好，这事真是办得磕碜，让我们司法机关颜面扫地。”
从2013年结案到现在已经几年了，如此明显的错误，绥中县人民法院为何一直没有处理呢？对此，明绍权说：“因为他们也没有找，我们也没有发现。”
而实际上，从2015年赵洪利再次起诉时的庭审笔录中可以看到，在被告质证环节，被告拿出的第二个证据就是：2012绥民沙初字第00363号判决书一份。当时原告代理律师指出：怎么能出判决书，我提供本案的撤诉裁定书予以证明。在庭上，审判长回应：确实是一个案号。并且把这份判决书作为证据收纳在了案卷中。
通过这份庭审笔录足以证明，在2015年绥中县人民法院就已经明确知道，2012年案子存在有两份不同裁决文书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依然没有主动纠正这个错误。
张伟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再审期限了，这个期限就是半年，判决裁定这个半年。”
赵洪利认为：“你说过六个月没有申诉，我两年多才看到这个判决书。你下了双重判决，完了你还怪我申诉期超过了？”
当记者问到对于这个案子两份裁判文书的事情，下一步绥中县人民法院要怎么解决的时候，张伟庭长这样答复记者：“判决有效还是裁定有效，有没有错误，有没有瑕疵，有待于进一步再审，下判案子之后，到底是哪个错了呢，没法说，下一步必须开庭。”
但在2018年11月21日，原告赵洪利收到了绥中县人民法院一份民事裁定书。这份裁定书上写着：原审原告赵洪利与原审被告李国法等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16日做出的（2012）绥民沙初字第00363号民事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该裁定确有错误，应予再审。
让人不解的是，原本以撤诉结的案，同时按照之前绥中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所说，这起案件中的判决是不生效的，并且应当收回判决书。那绥中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为何不纠正之前的判决，反而认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撤诉裁定有错误呢？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赵洪利说：“这个裁定书我是撤诉了，怎么还是错误的呢？我错在哪儿了？我官司不打了，老百姓说句土话我官司不打，我撤诉了，我错在哪儿了？”
这显然是一起在审判程序上有明显错误的民事案件，绥中县人民法院却在几年的时间里视而不见，不仅没有主动纠正错误，反而曲解法律对审判程序的规定。那么，当初这起案件是怎么判的？同一个案件，为什么会有两份不同的裁判文书？又为什么会一错再错？用节目中法官的话说，这事办的是“磕碜”，让司法机关颜面扫地。但后果恐怕不止于此，这事再往大了说，还影响人民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影响人民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日常工作中，严格依法办案；面对错误时，能够主动纠错，才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捍卫法律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