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着跑车、住着豪宅，随便一个包就几万，可是欠了银行5万多元就是不还，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典型的老赖。执行工作，是案件司法程序的最后一步，也是让人民群众在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环。就在几天前，江苏法院攻坚执行难抓老赖的一次行动中，法官们就找到这么一名奇葩的被执行人。

执行人员来到苏州园区熙岸花园小区。被执行人易某和徐某之前是一对夫妻，两人一直拖欠银行5万多元没有归还。

易某说已和徐某离婚，自己没有偿还能力。但执行人员发现，其家中尽是名牌箱包和衣服鞋子，相当一部分单价过万，而且两人名下还有数套房产及跑车。

执行人员查封了易某名下的一辆保时捷轿车，并将其带回法院。经过批评教育，易某意识到虽然她和徐某已经离婚，但也要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第二天，易某履行了还款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说：“执行难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存在各方面矛盾的综合反映，老赖规避执行的现象比较普遍。”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明确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向全社会作出了庄严承诺。

江必新说：“一个是全方位的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解决执行难的问题；第二是运用信息化平台，解决了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查控和惩戒管理这样一些基本的难题；第三是我们加大了对执行权的监控和管理，把执行权关在制度笼子里。”

2016年10月13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法官来到武汉脑科医院看望一个特殊的病号。病床上躺着的姑娘名叫于亚楠，6年前因一起车祸造成一级伤残，生活无法自理。

2010年12月，于家将肇事责任人孙松起诉至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200余万元。经过审理，法院将于亚楠接下来的治疗、休息和护理时间暂定为两年，判决孙松先赔偿于亚楠57万余元，两年之后，于家人可以重新起诉，继续索赔。然而没想到，判决下来之后，孙松一家却都消失了。经过查询，孙松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也几乎是空空如也。

孙松的这个银行账户是一个工资账户，顺着这个线索，执行法官查到了孙松的工作单位，可是晚了一步，孙松单位的同事说，他在一个月前已经离职了。

上次判决的57万元还没有执行到位，这几年各种治疗护理费用又积累了几十万元。无奈，于家人于2016年5月再次起诉孙松，追加索赔。而这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开通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找寻被执行人和相关财产的能力大大增强。法院动用联动机制，通过查找孙松妻子及孙松父母的各类信息发现，孙松夫妻名下虽然没有任何房产，但是孙松的父母一共有四套房子，有三套全部用来出租，且月租金就上万元。最终，法院找到了当事人孙松。从孙松的淘宝账号上看，他购物很频繁，有很多消费记录。

6年里，孙松在家人的庇护下，想方设法避开了执行法官的追查，名下没有任何财产，日子却过得并不差。讯问结束后，孙松因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被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依法拘留。之后孙松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说：“对你们说声对不起，关键是我对你们家庭造成的这种伤害，这是无法弥补的。”

孙松虽然找到了，但是因为他名下没有财产，所以接下来如何执行到赔偿款，依然存在一定难度。在讯问中，孙松表示愿意和家人商量，让父母或妻子替他支付赔偿款。

这起案件历时6年多，终于有了着落。

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运用现代科技信息手段，创新探索，与各个部门单位联动，破解执行难题，收到显著效果。

数据显示，从201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通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到如今与3400多家银行，以及公安部、交通部、工商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单位进行联网，人民法院实现了对多种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2016年执行案件收案529.2万件，执结507.9万件，同比分别上升24.2%和33.7%。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这里有一组数据：截至目前，全国法院共限制615万人次购买机票、222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限制失信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7.1万人。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拒绝失信人申请贷款、办理信用卡55万余笔，涉及资金达到69.7亿元。法院执行干警占全国法院干警总数的八分之一，却办结了全部案件的四分之一，实际执行到位金额超过1万亿元。一年来，人民法院针对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多管齐下、精准施策，执行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当初立下的“军令状”正在一步步实现。